08 我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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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挨批

当《文汇报》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长文时，没人当作一回事，单位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也未把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内容。因为这几年报上隔三差五总是有批判文章，不是批某部电影某出戏，便是批某位名人，大家早已麻木。反正批来批去都是“上面”的事，与我等草民无关。

事态的发展比我预想的长。以往报上热闹一阵子，当事人写个检查痛骂自己一通，然后降职罢官，事情就告一段落。而这回拖得很久，对吴晗始终拖住不放，似乎吴晗发表了自我批评文章亦不管用。期间还登过几篇为吴晗辩护的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引蛇出洞”之嫌，这几位和姚文元唱反调的人恐怕要倒霉。有一次在科学会堂听形势报告，休息期间有个党员同事突然和我聊起了“海瑞罢官”，我出自本能的警觉讲了几句“海瑞罢官”反动透顶、姚文元批判的还太客气之类的“极左”言论，弄得这位同事大为扫兴。想来“钓”我这条鱼吗？做梦！我自知自从“退出”基干民兵之后在领导眼里已成另类，所以在政治学习及其他公共场合要么不开口，开口必定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当时我们的政治学习组长叶庆，发言“左”得一塌糊涂，不料我发言比他还“左”。（唱高调又不难）所以党团积极分子对我很无奈，听说他们背后议论我乃一典型的“口头革命派”。只有在汪初人、老高或者屠利水、田振义这些朋友跟前我才会讲真心话。我说吴晗自己讲写剧本是“破门而出”（跨行越界的意思，他不是剧作家），没想到一出门就挨了一棍子。朋友们都认为姚文元是个专门打棍子的“坏料”。

《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某次会上的发言。郭老说对当前的“文化革命”自己并非隔岸观火，又说要放一把火把过去写的东西统统烧掉，还说他要到越南前线去扔几个手榴弹、消灭几个美国鬼子——时间大约1966年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化革命”这句话，对“隔岸观火”也有深切的感受。郭老身在高层，当然无法隔岸观火；而对于吾辈小民，乐得隔岸观火！（当时谁也没想到火越烧越大，最后烧到广大百姓身上）而且这篇讲话使我对郭老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鄙。

忽然各报都加大了火力，批判起“三家村”来了。开门见山就点了邓拓、廖沫沙的名包括早已见报的吴晗，有的文章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三家村”还有更高的后台。大概上面有布置，政治学习增加了批判“三家村”的内容，无非读读报骂骂邓拓而已，学校并未停课所以我们照常教书上课。顺便说一下：我班上的工人学员，虽说在企业都属党团骨干，然而他们对报刊上批吴晗批“三家村”此类“大事”却漠不关心。倒是我们这些同事会议论几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大概北京市委“出事体了”，记得有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同事声称他相信彭真“不会出事体的”，因为彭真“反修”很坚决。这些议论领导肯定有所风闻，但他们不制止也不说明。只是通知要开一次批判声讨“三家村”的全校大会，有人（党员教师）要准备发言。

彭真会出事？我印象之中彭真是很“左”的。以前传达过彭真在196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到大学毕业连我们这些人也不放在眼里了”；还指示从现在开始分配到各单位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统统下去劳动，不许坐办公室。这位彭真同志跟毛泽东不是跟得很紧的吗？他会倒霉？

暴风雨终于来了

暴风雨来临之前天气往往异常沉闷，空气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那些日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也有开心事，我的高中老同学英彪结婚了。他是我朋友圈子中第一个结婚的，婚房是在虬江路一间租来的私房（单位没有分配房子给他）。那天，我、妙涛和重庆探亲回沪的若炎一道去英彪新居祝贺。新娘子上班不在家，新郎亲手炒菜做饭给我们吃，手艺真不错，尤其是清炒鳝丝堪比饭店水平。我们从上午吃到下午（当然喝了点酒），感慨命运真奇怪：我们4个老同学当年3个在外地读大学——妙涛在西安交大、英彪在杭州浙大、我在合肥安大，只有若炎在上海交大，而到了毕业分配工作，我们3人都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原本在上海的若炎倒去了重庆。在聊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时，英彪兄提醒大家：在单位里讲话要当心点。

全校教工大会是在晚上6点开始的（事前通知不得请假）。发言者一个个慷慨激昂，有些出身好的人大讲自己或家人如何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接着话锋一转声称“三家村”及其黑后台的罪恶用心就是企图使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他及他的家人“重吃二遍苦”。几乎每个发言者都这么说。

我没看过《燕山夜话》，但我相信邓拓、吴晗不可能在报上号召“回到旧社会”，“革命左派”是根据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推断出来的。在以后的10年里这种逻辑大行其道，无论批判谁，批到最后必然是“企图回到旧社会沦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至多再加上一句：“其心何其毒也！”奇怪的是：这种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广为流行的流氓逻辑在今天仍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只要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说你是“汉奸”、“卖国贼”，等等。

晚上的声讨大会开到8点钟，主持大会的领导宣布会议暂停，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于是喇叭里传来了中央批发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内容，还有一则新闻是改组北京市委的中央决定。听完广播后会也开不下去了，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表面上看起来广播的重要新闻和上海和我们学校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预示了未来的走向）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切切实实地表明：暴风雨终于来了！

无中生有的“杀共产党”

回顾往事，我认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极坏的影响。社论号召要“横扫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邓拓吴晗这些头面人物，还要抓无数老百姓“陪绑”。社论还第一次提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这就为今后摧毁中国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开了绿灯。

学校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每周来校两天读读报写写大字报，但我们学校学生都是企业职工，许多人对写教师大字报兴趣不大，有的人宁可在厂里上班不来学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和普通学校很不同：他们那里主要是学生斗老师，我们这里是教工之间“窝里斗”。

“文革”开始的几个月，运动完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党支部。我所在基础课教研室位于九江路41号总校，所以我们的“运动场”必须在总校。同在总校一道“革命”的还有学校行政一摊和人数众多的机械教研室一摊。此时的总校布满了吊大字报的铅丝，铅丝上墙上全是大字报。大字报的毛笔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颜体、有柳体——想不到学校内有这么多书法行家啊。（后来了解，毛笔字好的人专门为别人代书）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从工农速中保送进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是个背驼身矮的残疾人，为人极其刚正不阿（在领导眼里是桀骜不驯）。后来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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