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的工厂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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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高温·1

这几天酷暑难熬，想起了当年去工厂“战高温”的日子。

1971年夏天，我正在南汇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教育文化科技新闻出版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去干校干农活“改造世界观”。干校实际上就是农场，除了农业劳动之外还要学毛选、搞运动。中小学教师似乎没轮到，因为中小学还在办。此时“上头”又要从干校中抽一批人到工厂去，美其名曰“战高温”，其实是把一些不适合“上层建筑领域”的人踢到工厂去，所以我所在学校中凡是运动中挨过整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统统列入“战高温”队伍，只留下几个供阶级斗争用，“坏人”都走了没有斗争活靶子也不行。

我就这样来到了位于恒业路上的上海玻璃四厂，当了两年的玻璃工人，做的是为药厂装药的玻璃瓶。那是名副其实的高温作业：火红的玻璃熔流从上面落入滚烫的模具中，我戴着双层手套用钳子把已经压好的瓶子从模具中取出放在传送带上。所有这一切必须瞬时完成：打开模具、取瓶、放传送带、关上模具让它转动过去，打开模具，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车间室内温度至少在40度50度左右吧。所以我们当班20分钟就出来休息10分钟，尽管露天温度也有30来度，但走出车间到厂门口一路上感到无比凉爽，喝上一口厂里特供的盐汽水，真是享受。

到厂里“做生活”的第二天，我和厂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女师傅坐在一条长凳上。一个胖子老师傅从里面出来，女师傅嘀咕了一句：“迪只猪猡。”

胖子耳朵蛮尖咯，立刻叫了起来：“侬破坏规定是伐！侬又骂人呐。”

“我骂人啊？我又呒没骂侬。”

胖子不肯罢休，他走过来一下把女的抱起来：“侬再骂伐？”

女的一边挣扎一边骂，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厂门口的人都笑着看这出戏，没人开口。

胖子终于把人放下来，头也不回走了。

女师傅仿佛对大家又仿佛是对自己说：“打朋(1)归打朋，勿作兴动手动脚。”

十分钟过去了，我又要进车间战高温了。

战高温·2

车间的大炉是24小时运作的，做瓶子必须分3个班昼夜开工，每个班有1个大组长负责当班8小时的一切工作。3个大组长相当于3个车间主任，直属厂部领导，所以大组长的权很大。

我所在班头的大组长夏师傅40岁出头、板刷头、人很结实，脸上常显深沉表情，刚从当工宣队长的小学回来不久，因此不怎么痛快。夏师傅领导过上百名小学教师、数千名小学生及其家长，只怪工宣队有个轮换制度，让夏师傅回厂屈就大组长一职。这还亏得他是个党员，有的在“上层建筑”发号施令的工宣队员回厂之后“一点呒啥啥”，仍旧当工人。

刚到班组时，夏师傅对我很热情，除了教我如何干活之外还专门找我谈话，向我介绍班组“阶级斗争形势”：某人历史反革命分子、某人漏网地主、某人小流氓……我一听就明白夏师傅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把我当作革命知识分子。果然过了一天夏师傅见到我时脸色不对了，有种受骗上当的样子，命令我干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样的局面过了几个月才渐渐缓和，夏师傅终于适应了大组长的岗位，工宣队长的光环终于暗淡了，成了历史。

战高温·3

在班组中，傅师傅和我一直关系不错。

傅师傅是从别的玻璃厂调过来的，和夏师傅是苏北一个县的同乡，所以和夏师傅话比较多，有时在夏师傅跟前讲讲我的好话。为什么呢？据他说他看我顺眼，不为别的。

他后来知道我在“文革”中倒过霉，只是觉得我傻：“国家大事关侬啥事体？饿死人关侬啥事体？侬爷娘又没得饿死。人嘛，过得实惠点。”

傅师傅是个矮个子，人很精神，讲一口苏北上海话，和人吵架就全用苏北话。有一回他和一个一道从老厂过来的同事吵，那人揭他的老底：说他是个专搞腐化的色鬼。傅师傅义正辞严地用苏北话反驳：吾搞腐化吾又没得搞你老婆，你跳什涅(2)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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