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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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消亡

小时候，总觉得父亲的眼神是忧郁的，笑容难得一见。原因也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在减少，似乎在隔三差五地减少；家里的住房也少了，原本的“客堂间”住进了别的人家；原来用“娘姨”（保姆）的，现在用不起了……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2期“漫谈中产阶级”一文中提到了父亲所在银行的工资改革：“如何改革？取消原来待遇的80％，100元改为20元、200元改为40元、300元改为60元。薪金改为工资，脑力劳动归入体力劳动，取消‘脑体’差别。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见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雳，中产阶级贫困化！”

1949年之前，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那个时代银行职员和教授医生工程师海关邮局职员一样都属于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1949年之后父亲降为一般职员，收入少了一半多，据他后来讲也能接受。过去是襄理（副行长），现在解放了，银行的行长副行长由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地下党员来当天经地义，什么叫改朝换代呢？至于领导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这也无关大局，反正具体工作都是父亲这帮“老银行”干的，领导只管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就行了。

银行的“工资改革”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以前每月300多元的收入变成了月工资65元，家里吃饭的人只少了一个保姆，阿爷、阿娘、母亲和我吃饭还得靠父亲。不过阿娘常常到姑姑家去管外孫，阿爷有点积蓄，零用钱之类是不会麻烦儿子的。银行的减工资运动波及我们整个家族。我叔叔有3个子女，婶婶当时也不工作，因为也是银行职员，收入从3位数变成2位数，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姑父过去也在银行任职，此时离开金融系统去了五金交电公司，收入当然一样减少。姑姑家也是子女多，姑姑没有职业，过去的银行职员夫人都是全职太太。

我们这个家族可以算银行世家了。阿爷是民国第一代老银行，北洋政府时期在北京英国汇丰银行，南京政府时期在中央银行，后来在上海中央银行任职，一解放就被动员退职回家，拿了几个月工资作退职金。因为上海作为过去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银行太多了，银行职员也太多了，“上头”深感头痛。于是退职的退职，改行的改行，实在赶不走的，减工资。

所以银行职员这一典型的中产阶级从1950年代初就跌入了低谷。

“精神食粮”的匮乏

父亲在银行界是个另类，他喜爱文学艺术。刚进银行的几年，还给报刊投过稿。1961年父亲病故后，我整理他遗物，发现了几张剪报，是父亲在1937年以“戈人”笔名发表的剧评和杂文。有一篇是关于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文学评论。当时我都不知道纪德是何许人也，说起来我还算读过不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我知道父亲在银行同事中有一个聊文学的小圈子。一位是陈伯伯，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另一位是吴伯伯，和吴祖光先生是本家近亲。不过从1950年代开始，他们就很少走动，以免遭到“小集团”的可怕下场。

我很爱看电影。什么“鸡毛信”、“夏伯阳”、“带枪的人”、“难忘的1919”、“上甘岭”之类的，反正当时小朋友喜欢看的电影我都看，看后还一五一十告诉父母亲。父亲却说这些算不上电影，他从来不看。母亲说父亲过去很爱看电影，不过他看的是美国电影。很多年之后当我看了那些经典大片：“乱世佳人”、“战地钟声”、“北非谍影”、“碧血黄沙”、“出水芙蓉”，等等1949年之前就在上海放过的电影，方才明白：父亲那一辈电影观众在1950年代是多么失落。记得父亲和祖父议论过卓别林和劳莱、哈台谁更惹人发笑，我听了像听神话似的。不过也有例外。那是几年之后了，父亲去看了一场苏联电影“第十二夜”，回家后显得少有的兴奋和开心，他向全家详细地讲了电影故事的全部。讲得太长了，以至于祖父祖母甚至母亲都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听众。父亲有一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我知道“第十二夜”。

我对京剧的爱好完全是父亲带出来的。1950年代初，父亲领我去看徐碧云的“虞小翠”，黄桂秋的“别宫”、“祭江”，还有他最欣赏的程砚秋的戏“荒山泪”。然而小学生的我听这类大段唱腔的青衣戏必定打瞌睡，于是父亲带我去“大世界”、“大新游乐场”看京剧武打戏，这一下我来劲了。当我真正爱上京戏时，父亲没钱了——减工资的后果。所以我只能在收音机旁过过戏瘾。1956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来上海演出，父亲买了一张2元钱的票（最贵的戏票），让我一个人去看。这件事在银行引起轰动。看戏的同事很多，（银行职员中京剧票友很多）都说父亲：“太宝贝迪个独养伲子！”

父亲也是话剧迷，青年时代写的剧评都是对话剧的观后感。然而他不看那些歌颂革命的话剧，包括“龙须沟”、“方珍珠”之类的名剧，他说这些是活报剧。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从外头回到家，发现父亲正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是一场话剧的实况播出。过了一阵子，父亲告诉我播的是萧伯纳的戏，“英雄与美人”，主演的是丹尼和乔奇。

“戏好！演得也好！”父亲说。

五味杂陈的1956年

银行的大幅度减工资行为负面影响太大，据说党外民主人士向中央作了反映，也惊动了高层。所以在一年后的1956年，银行职工人人加了一级工资，父亲的月收入从65元变为74元，定行政20级；具体负责减工资运动的上海市银行领导（行长兼党组书记）被免职，降为一个肉类加工厂厂长。然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了。至于有些老银行希望“有错必纠”，把工资从2位数还原为3位数（哪怕是部分还原，有100多元也行）无异白日做梦。在1957年就是有一些不识时务的老银行提到减工资的错误应该纠正而被打成了右派，连2位数也拿不到了。

到1956年，银行的职工人数总算稳定下来，大部分人去了不同的地方：1．支援外地建设，不一定是银行；2．本市教育系统（算好的去向）；3．本市财贸系统，少数有去工厂的。我所知道的有这么几位：邻居汪先生因为毕业于浙大生物系，因此从银行调到闸北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生物；曾经在我家楼下住过的沈先生，解放前当过银行会计主任（相当于现今的总会计师），此时派往小菜场任会计，不久加上了菜场经理头衔，所以经常在菜场的摊位上卖菜；父亲的老同事刘先生去了余庆坊弄堂边“四多”点心店当财务，有时也收银，他把帽舌压得很低，还戴口罩，见了熟人绝不打招呼。父亲说这些老同事都是人才。沈先生当过会计主任不用说了，汪先生是农村信贷的专家，刘先生更是国际金融业务的行家。现在银行把大量人才都丢失了，银行还能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印钞票、放钞票的机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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