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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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我们寝室的大李，大哥是省军区的干部。他经常下午去省军区大哥那里“改善伙食”，走的时候总是豪气十足地说：“你们把我的一份饭分了吧！”

有哥哥在军区真好。

饥饿年代·2

有同学告诉我们：朱文熙敢吃皮虫。皮虫是树上毛毛虫的蛹还是毛毛虫的幼虫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树上干树叶裹着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个，肯定比小个子更需要能量，皮虫肯定含丰富的蛋白质，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还有人效仿，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没有发生过讨厌的毛毛虫落到人身上的事。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有人危言耸听：如果全身浮肿了，那就意味着快了，快要和那些长眠在江淮大地的农民兄弟做伴去了。

我到卫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罗集给我药片的医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我们班级、我们寝室都有人服过，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到底是熟人。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你这个小同学消息倒蛮灵通的。我告诉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茯苓、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这一个时期，有大批同学退学、休学，像朱文熙就休学回家了。五八级、五九级有许多上海同学退学了，他们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艰难：先是报户口要漫长地等待，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粮、油什么的，全得靠自家亲人嘴里省下来！此外工作也只能干临时工，什么劳保医疗福利全无。

本地同学尤其农村同学休学退学的人很少——回家去饿死吗？但也有例外。

饥饿年代·3

开学以后许多天，一个农村同学才在学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退学了。他是凤阳人，同学们平时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凤阳”。

“凤阳”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讲他的传奇：他假期回乡后第二天，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让你吃饱！”“凤阳”还大讲特讲逃荒的惊险故事：如何上火车、如何弄到吃食。原来凤阳从明朝以来就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那里的干部、武装民兵不像别的地方不许农民外出。而凤阳人犹如吉卜赛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强。想想“凤阳”和他的老乡，一无粮票二无钞票，居然大队人马开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打那以后，“凤阳”就不安心过学生生活了，逃荒的经历唤醒了他身上祖传的野性，没过多久他又不见了。我们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说过：“新疆的瓜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直到我毕业，“凤阳”没回学校来过。

按理说，老蔡应该管管“凤阳”的事。自从老韩不当学生调到校报当主编之后（老韩原来是蚌埠市文联的干部、来学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为学生党支部委员是年级“最高学生领导”，应该帮助“凤阳”树立革命理想，安心学习。老蔡对“凤阳”的动态应该一清二楚——自会有人向他报告，例如老徐这样经常打小报告、经常“靠拢组织”的人，老徐后来被老蔡大力帮助入了党。

蔡委员（老蔡很爱听别人这么叫他）此时不像以前那样爱训人了，毕竟他也在挨饿。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体不好休学，1962年回学校后就到比我们低一年的六零级去了。我怀疑这位家庭出身“三代贫农”的同学没有到农村去养病，因为他回校以后穿上了军用皮鞋，披上了军棉大衣。他用钱也阔绰起来，我有一回到学校小卖部去，碰上老蔡在买高级糖——那是相当昂贵的、论颗论粒卖的糖！

“小国庆，来一颗。”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里。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点出息！

饥饿年代·4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来在中央党校，后来被贬到本省当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最后又被贬到我们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授。李凡夫是7级干部，就是在冠盖云集的北京，他也属于高官的范畴。

李教授讲了自己如何到延安汇报工作、如何留在抗大当教员、反扫荡以后延安如何艰苦、中央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等。当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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