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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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兄买了4张票子,两张是我们的,还有两张准备让给别人。他告诉我,只要有人能说出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电影票白送人。快开映时,影院已告客满,果然有人来问他有否退票(那天是周日),文熙就把他白送电影票的问题亮了出来,结果很扫兴: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干脆骂文熙是神经病。文熙兄发扬世界优秀文化的举动以失败告终。
其他国家的好电影我们也不会放过。如英国电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一个士兵的经历”,“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孤星血泪”等进大学以前就看过。在“天堂里的笑声”中有一个小配角,是个售货小姐,没有几句话,但她的美丽、清纯、俏皮给我的印象极深!20年后才知道,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看电影·2
在东欧的电影中,匈牙利的电影最有特色。且不说在“废品的报复”和“马戏春秋”有出色表现的那位喜剧大师(不知其名),“十块美金”、“菲力和玛丽的故事”、“圣彼得的伞”都耐人寻味,让人开心。本来觉得东德的片子不错,像“柏林情话”、“科伦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灵”,大家都认为东德片比西德片差远了。捷克的“好兵帅克”也令人难忘。
西欧的电影进来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希腊的“伪金币”;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与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时代看过);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
同学们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电影尤为关注,因为中苏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报刊上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记忆犹新,虽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由于我们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对“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后的苏联电影让我们对“明天”很憧憬:“青年时代”、“劳动与爱情”、“继承人”、“百货商店的秘密”、“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不同的命运”、“茹尔宾一家”……,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把苏联的社会生活描绘得如此诗情画意,怎么能不令人神往?当然以后知道了这些影片也在粉饰生活,也有虚假,但你不得不承认:比起当时充满说教、只有好人坏人的国产片,那些歌颂友谊和爱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苏联电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放了一部现实题材的苏联电影,看完后我们在寝室里议论,老曹走进来兴奋地对我们说:“瞧瞧人家的社会主义,多美好!再瞧瞧俺们的!像俺们这种社会主义俺是不会去搞的!”老曹是山东人,没等我们对老曹的掏心窝子话表示赞赏,同寝室的上海同学刘听泉冷冷地说:
“你不搞没关系,会有人搞的。”
老曹瞪着刘听泉好一会,嘴里迸出一句:“我操!”把门重重地一摔,走了。
老曹是团支部书记,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在系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刘听泉连团员都不是,他为自己比老曹“觉悟高”颇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当年得罪学生干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1963年毕业分配时,上海的名额很多,刘听泉却没能回上海。
看电影·3
一些描绘苏联内战的电影也很不错,像“风”、“不平凡的夏天”(根据费定的小说翻拍)、“两姐妹”、“苦难的历程”、“阴暗的早晨”(来源于阿·托尔斯泰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比起这些电影,什么“列宁在1918”之类的片子只能算烂片。
当年那些杰出的苏联电影明星是多么让我们着迷啊!基丽英科的美丽聪敏(“偷东西的喜鹊”)、贝特里茨卡雅的泼辣可爱(“静静的顿河”)、吉洪诺夫的英俊潇洒(“海军少尉巴宁”)、邦达尔丘克的深沉激情(“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班的程金涛看了“青年时代”后,激动地说:这个小姑娘女扮男装,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红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澜,王朝诚当时暗恋一个六零级电子学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发现这个女生和“红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于是兴奋不已。当然,在我们眼中只是有点像而已,radio怎么能和“红帆”中那位美人相提并论!为了我的真实想法,朝诚差一点和我绝交,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话题,反正“红帆”是大家都喜爱的电影。
我对“红菱艳”很偏爱,可能是我喜欢舞蹈艺术的缘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远脱不下来了,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政治地震
1961年11月陈毅来我们学校时,有一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出现,他是学校校长,有中央要人来学校视察他应该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曾希圣下台了。
曾希圣的去职当时在安徽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他战争年代就在安徽工作,从1949年后一直当安徽的第一号人物,1960年山东的舒同被免职以后,曾希圣还兼任了一个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曾校长同时当两个大省的第一把手(据说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可谓显赫一时。
在安徽省,曾希圣那是一言九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领导张格副校长是曾希圣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曾希圣能力强、但容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许多党内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用说非党知识分子了。在各次运动中曾都是“宁左勿右”,1958年大跃进更是大放“高产卫星”,所以深受“某人”赏识。
但曾希圣和李井泉毕竟不一样,当他发现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他十分焦急!据说他坐小车下乡,叫几个公社书记来汇报,那几个书记都吓得逃走了。后来曾希圣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整顿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风干部”,终于他下令在安徽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立竿见影,1961年下半年农村的局面好转了,农村同学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带回来黄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学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开始变稠,“自由市场”开始出现。这时,曾校长反而下台了。
被曾希圣整下去的干部陆续被平反,包括贬到我们学校的李凡夫、杨小椿又调回省里当高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黄部长也回到了学校。然而黄部长不肯再当宣传部长了,他向党委表示想去教书。听说黄部长被戴上右倾分子走后,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闹离婚),结果他们上小学的女儿被一个家伙奸污了!黄部长平反回来后变得心灰意懒……
桂书记作报告
1962年初,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来我校作报告,这个报告可谓空前绝后,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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